首先，我没能明白，正如哈佛教授霍华德·加德纳(Howard Gardner)在《智能的结构》(Frames of Mind: The Theory of Multiple Intelligences)一书中所说，分析性智能——做数学题、分析书本与写论文的能力——只是许多种智能中的一种。城市理论家理查德·佛罗里达(Richard Florida)在《创意阶层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一书中研究了真正具有创新力的公司与城市，他发现这些社区往往开放而宽容，具有多样性与灵活性，并由拥有社交技能与同情心的人们维系在一起。正因如此，理查德·佛罗里达认为情绪智能(emotional intelligence)——解读并操纵社交情境以及他人情感的能力——在如今比分析智能更重要。
其次，我在耶鲁没有学会生活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是一趟知识的旅途。事实上，耶鲁教育学生们说，生活的意义最终在于成就与成功——正如前耶鲁教授威廉姆·德莱塞维茨(William Deresiewicz)在发表于《美国学者》(American Scholar)杂志上的《精英教育之弊》(The Disadvantages of an Elite Education)一文中所写的那样。德来塞维茨教授解释说，耶鲁的学生们在高中时往往规避风险、小成即满，这种心态在耶鲁更是得到了加强。但在生活中，成功往往需要人承担大风险、追求大目标，这在大多耶鲁毕业生看来，是件超乎想象的事。
这便是第三条耶鲁没有教给我的人生道理：幸福与意义并不来自成功与成就，而是来自家人与朋友们的关爱与支持，正如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在《社会动物》(The Social Animal)一书中所写的一样。虽然我在二十多岁的时候没想通这个道理，我很幸运地在三十多岁的时候明白了过来，于是我回到了中国教书。这是我一直以来都热爱的工作，在这里，我认识了一群与我抱有同样教育理想的学生、家长与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