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廉政公署(ICAC)成立以前，香港曾是个贪腐盛行的社会。廉署成立后短短数年，香港便跻身全球最清廉地区之列，目前在“透明国际”180个国家和地区排名中位居第十二位，在亚洲则仅次于新加坡。
贪腐盛行催生香港廉署
上世纪70年代以前，香港社会贪污状况非常严重。连消防队救火也要给黑钱，否则消防员到场后会按兵不动，看着大火吞噬一切。
' q# L' G7 c* I! {7 _一位后来在廉署反贪风暴中被治罪的名叫韩德的香港警司曾有一段著名的供词：“贪污在香港警察队伍中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就像晚上睡觉，白天起床、刷牙一样自然。”1973年，涉嫌贪污420万港币的香港九龙总警司葛柏在被调查期间成功脱逃出境，引起了香港社会的极大愤慨。已对贪腐忍无可忍的香港市民走上街头，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反贪污捉葛柏”大游行。
1 j6 }$ E' ~1 M$ A7 `8 J, L& k5 H2 j 时任港督麦理浩认为事态严重，委派高级副按察司百里渠爵士成立委员会对此案进行彻查，百里渠随后发表的著名的“百里渠报告”指出：“除非设在香港警队内部的反贪污部能从警方脱离，否则大众永远不会相信政府确实有心扑灭贪污。”该报告得到麦理浩的认同，在其推动下，1974年2月15日立法局通过《香港特派廉政专员公署条例》，宣布成立一个“与任何政府部门包括警务处没有关系的独立的反贪组织”，即香港廉政公署。5 x* O6 @3 l& j& J
香港廉政公署是一个建立在西方资产阶级式的三权分立、法治、民主监督社会的独立行政机构，并依赖司法中立、独立以及自身的行政独立而存在。与中国内地的反贪污贿赂局中的内设政党思想机构的模式、法院三权合作的执法方针性质大相径庭，因此不能比较，不能用“类似内地的反贪污贿赂局”来形容ICAC。就是因为中国内地司法并不中立，反贪污贿赂局无法独立于行政机构与政党掣肘，无民主监督，因此无法存在各种“咨询委员会”而受民众监督，案件审判时当涉及权贵时就无法公正、中立、不偏不倚，因此反贪污贿赂局才不能像ICAC那样高效地执法，把中国大陆变成像香港一样廉洁。
香港百姓有一个共识，即“廉署是香港社会发展的基石”。正如廉署的宣传词所言，“香港优势，胜在有你和ICAC。”“你”是身处香港社会的每一个人，“ICAC”则是香港廉署的缩写：“你”的廉洁自律及对反贪防贪的积极参与，加上廉署的“不惧不偏、大公无私”，共同构成了香港的一个竞争优势，即廉洁、高效、透明的政府运作机制和营商环境。对于一个社会而言，建立反贪机构并不难，难在如何从体制深层到具体运作，构筑强大而可持续的反贪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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