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卫龙尔的趣闻引发起对稷山文案的再思考

口无遮拦的人 · 发表于 2013-5-11 11:08:34

　　说起稷山县坞堆村的卫龙尔，在上个世纪初的山西晋南一带，乃是晋、陕、豫等省人所共知。卫龙尔饱读诗书，才华横溢，早就考中举人，但仕途坎坷，科场失意，晚年时无意功名，远离官场，靠给别人写呈子、教学和当礼宾先生谋生，因而留下许多经典故事，至今还在耆老口中传颂不绝。

　　故事之一：有一次，本县一农人，赶着马车下陡坡，车刹失灵，狂奔而下，不慎碾死了当地人的一条狗。狗的主人因此告到县衙向赶车人索赔，打算趁机狠狠敲诈一笔钱财。赶车人慕名找到卫龙尔，求他帮忙。卫龙尔一听，当下大笔一挥写道：“坡如山陡，车如雷吼，既是活狗，为何不走？死狗，死狗！”这呈子送到县衙，县太爷看罢，略一思索：“对，是只死狗。”当即判那死了狗的主人是以死狗讹人，令他马上放走赶车人，否则重打四十大板。

　　故事之二：有一次，坞堆村王某的羊吃了薛某地里的麦苗，薛某要告官索赔，求卫龙尔写呈子。卫龙尔漫不经心地帮他写好。不料王某也来找卫龙尔写呈子。卫龙尔哈哈一笑，就答应他的要求。这两份呈子同时送到县衙。县太爷看薛某的呈子是：“十冬腊月，地虚如雪，他的羊向前刨刨，往后蹬蹬，嘴利如镢，拔根拽叶，来年哪有好麦（方言音mie）？”县太爷看罢连连点头称：“有理有理。”再看王某的呈子是：“十冬腊月，地冻如铁，我的羊既没带锨，又没带镢，嘴巧如镊，掠个虚叶，来年还是好麦。”县太爷看罢竖起大拇指道：“很对很对。”二份呈子让县太爷认为都是字清理明，无可挑剔，于是拍案审判：原、被告均胜诉，退堂。

　　人们在讲述这些脍炙人口的故事时，无不钦佩卫龙尔才思敏捷，机智过人。我认为，当时那个没留下姓名的县太爷，同样值得钦佩。在万恶的旧社会，据说天下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但稷山县当时那位县太爷，居然能据实裁决，处事公道，实在难能可贵。如果当时的县太爷，象如今司法机关一些人那样，索礼索贿，蛮不讲理，那卫龙尔的呈子再有法有据，天衣无缝，也是瞎子点灯——白费蜡。

　　卫龙尔所处的那个年代，距今已经整整一个世纪，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过去的县衙门，县太爷亲自办案，衙役仅若干。如今的县太爷无需亲自办案，他领导着庞大的司法机关，如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等。还有法律监督的人大，民主监督的政协，党内的纪检委。至于法律法规的条文，更是多如牛毛，连专业法律工作者都说不准有多少。虽然机构多，人数多，但执法水平和社会效果却不敢恭维，其信誉度近年来已降至零点，甚至远远不如一个世纪前的县太爷。为证明此论不谬，我把稷山文案剥茧抽丝，召示天下，看他们是如何披着“法制”的金缕玉衣，却干着滥用公权，玩弄法律的勾当。

　　2006年4月间，稷山县农机局长薛志敬等三干部，根据县委书记李润山的一些腐败问题，整理了一份《众口责问李润山》的材料，邮寄给运城市委书记、市长和当地一些部门负责人共计37份。李润山获知后，象他老母被强奸了一般恼羞成怒。自古以来，官员实施打击报复多是借机找茬，但李润山则是直截了当，不仅对举报他的问题不认帐，反而倒打一耙。他亲自向公安局报案，并授意县委办公室也向公安局报案。两份报案材料一副面孔，认为这份举报材料是“恶意诽谤的犯罪行为”，要求“从重从快严厉打击”。

　　县公安局接旨后，闻风而动雷厉风行。县委和县委书记都把这封举报信定性为诽谤，谁去核查举报内容是否属实？谁敢提出一丝质题？公安局顿时如临大敌般地由局长亲自挂帅，分管刑事的副局长具体负责，动用重案中队，急三火四地查找举报人。尽管薛志敬等人象当年重庆地下党办《挺进报》一样，小心谨慎，并采取防范措施，如匿名举报、文章全是打印复印不用手写、打印邮寄均选在外地等。应该说，一封举报信策划地如此周密，象稷山这个偏僻的小县城，公安也没什么特殊的侦破手段，要查找举报人相当不容易。卫龙尔家乡坞堆村的一个人命案，公安局已经10年时间破不了案。但这封举报信，公安局居然神奇地不到10天就将三名举报人抓捕归案。个中原因，谁都明白，这是李润山的案子。如果是一个普通老百姓受到诽谤，需要查找诽谤人，恐怕你给公安局磕头喊爷都没人理睐。

　　案子到了检察院，让检察官们费尽了心机。因为《众口责问李润山》所举报的事实都存在，并没有无中生有、凭空捏造。倒退一万步，即使属于诽谤，按照《刑法》规定，也是自诉案件。但检察官们为了迎合李润山的意图，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2500多字的材料中，找出46个字的“不实”之词，并毫无依据地扣上了一顶吓人的帽子，即“严重影响了稷山县当时的社会秩序，给李润山的身心健康和社会声誉造成严重损害。”这样一来就符合了公诉的条件，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据了解，检察院的起诉科长是军人出身，在部队养成的服从命令的习惯，运用到了检察工作中。只要领导有令，有条件要执行，没有条件钻法律空子也要执行。

　　法院裁定对错，判决是非，应以法律为依据，但稷山的法院却是一切围绕书记转，书记说咋干就咋干。该案先后经两次开庭审理，分别判处三干部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三年。令人费解的是：薛志敬曾畏罪潜逃，而且庭审时拒不认罪，法院判定为主犯，其他两人因认错态度好，法院判定为从犯，但在量刑上却“一锅烩”，统统都是判一缓三。我国《刑法》规定，对从犯，应当比照主犯从轻、减轻或者免予处罚。这就是说，两位从犯应当比主犯的刑期要轻，然而法院量刑上却主次不分。这个判决让薛志敬都感到莫名其妙。后来他才得知，原来他的小舅子曾为李润山的女儿到英国留学帮了许多忙，李润山才对他法外开恩、手下留情。在众目睽睽之下，不惜牺牲党纪国法报私情，足见这个县委书记随心所欲，胆大如天。鉴于这种情况，许多人建议，应把稷山县法院改名为李润山法院，别再挂羊头卖狗肉。

　　县纪检委也是县委书记的保镖、打手，县委书记想收拾谁，他们就收拾谁。就因为三干部招惹了李润山，县纪委专门召开有500多人参加的稷山干部教育警示大会，让公安干警把两名从犯押向会场，戴上手铐作检查。李润山慷慨激昂地讲了半个小时，其潜台词都明白，今后谁再跟我作对，就是这个下场。大会同时宣布，将两名从犯开除党籍，撤消职务。然而对主犯薛志敬，纪检委好象忘记了，迄今8年时间，什么处分都没有。按常理讲，从犯犯罪情节要比主犯轻，处理相应比主犯也轻，但县纪委缘何轻重颠倒？说穿了，他们依据的不是党规党法，而是李润山的家法。难怪县纪检机关的人自嘲道：“我们是县委一条狗，整天守在大门口，书记让咬谁就咬谁，书记说几就几口。”

　　县人大放弃监督，与作恶的公权配合默契。三位举报人中有一位是人大常委会委员，县公安局未经人大“许可”，就在凌晨两点将其拘禁，显然违反了《代表法》的有关规定。但县人大不仅不敢问责，反而在第二天专门召开会议补办“许可”手续。作为本县最高权力机关，连自己的委员都保护不了，这么窝囊的人大，人民养他何用？紧接着还出了个大洋相，就在稷山文案遭到了万民声讨的时候，县人大大张旗鼓地授予李润山人民公仆的称号。人民公仆还要授予？不授予就不是人民公仆？这个荒唐的馊主意纯粹是为李润山涂脂抹粉，封堵公众舆论之口。难怪经媒体披露后，人们都把它当作笑料，至今传播不休。人大常委会成员均是年纪一大把了，为什么要给同级党委书记舔菊？其动机没人能猜透。

　　县政协主席为李润山排忧解难，立了汗马功劳。当初稷山文案的内幕被媒体高调曝光，薛志敬等三干部四处击鼓鸣冤，李润山成为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这时由政协主席奉命摆平了薛志敬。其具体手段有三：一是违背国家逢进必考的规定，让薛志敬高中毕业的儿子，工作安排到农机局，为掩人耳目，从未上过班，但工资分文不少。二是薛志敬任局长期间的一些经济问题，在纪检委已查清的情况下，不再追究。三是先后付给薛志敬80多万元，作为损失费和经济补偿。从此薛志敬被招安，不再上访申诉。这样以来，李润山顺利官高一品，薛志敬得到一笔数目不菲的钱，二人互利双赢。至于钱从何来？由谁买的单？不得而知。这些手段同我们在影视中看到的黑社会的手段如同一辙，无不让人难以置信。

　　我们的主流媒体，历来是鼓励人民大胆监督、举报。但稷山县委书记指挥公检法等部门，创造性地从举报材料中寻章摘句，断章取义，罗织罪名，无限上纲，然后让人判刑入狱。这样下去，今后谁还敢举报？谁能保证举报的事实能百分之百地准确？照此标准，全国还有多少人会被送进监狱，这个数字没法统计，但可以肯定的是，即使监狱在现在的基础上增加一百倍，恐怕也装不下。过去，连汉朝皇帝汉文帝都强烈谴责官员枉法追诉，一再强调“慎用刑”，对错判案件的受害者说：“朕甚怜之。”但如今，号称三个代表的官员们，却是徇私枉法，大行其道，等同儿戏。如果权力有制约，有监督、有制衡，怎么能有如此严重的咄咄怪事呢？

　　还有一些媒体，经常是喋喋不休地指责陈水扁七不好八不对。但我认为，阿扁起码有一点比我们强的多。在面对老百姓的不同意见时，他不会、也没有权力对老百姓狂吠甚至关进牢房。尽管我们面对的是层层封锁的消息，但透过重重迷雾，仍可看到阿扁是怎么对待反对他的人，尤其是反对他的老百姓。就凭这一点，许多人整天叫嚣着什么要解放台湾，我就不以为然。什么叫解放台湾？究竟是谁更需要解放？当然，我并不是也不敢反对两岸的统一。但在目前这种基层官员肆无忌惮作恶的前提下，我看攻台还是缓一缓为宜，否则攻下来又怎么样？让李润山之类的王八蛋官员管理台湾，即使不把台湾搞挎，起码也能把台湾的民众管疯了不可。

　　稷山文案的是非曲直，已经是楚河汉界一清二楚，其恶劣影响，更是名扬四海、世人皆知。但运城市委历任张茂才、高卫东、白云等几任书记都好象不知道有这回事，既不调查处理，也未发表片言只语。类似的案件，在全国近年来还有重庆的彭水诗案，河南的孟洲书案，海南的儋洲歌案，山东的高唐网案、辽宁的西丰短信诽谤案等，均已得到解决，唯有山西稷山文案，长达8年无说法。或许在这些官员看来，这类案件已经司空惯见；在公检法的执法人员看来，更是习已为常。但对绝大多数民众来讲，知道稷山文案的真相后，无不惊讶万分，甚至头根发麻，脊背发凉。因为他们根本想不到，如今的县委书记无法无天，不如一个世纪前的县太爷；如今的公检法维权不维法，整个工作说白了就是为腐败官员保驾护航。稷山文案已经引起社会的极大不满，官员们都摆出互相勾结如一人，试看民众谁能敌的架式，莫非这个社会是头上长疮，脚底流脓——烂透了。

　　面对腐财官员的种种倒行逆施，人民群众看在眼里，记在心头。许多人都在互相探询，还有什么好办法？我的答复是：办法只有一个字，就是等。等到更多的人觉醒的时候，等到苛政让人民忍无可忍的时候，等到习近平的一系列“金句”付诸实践的时候，公平正义的春天就会到来。这一天我们一定要等到，一定能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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