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想：关于说话自由

口无遮拦的人 · 发表于 2013-5-22 00:00:58

　　人的嘴巴有哪些功能？这个问题小孩子都能正确回答：一是吃饭，二是说话。吃饭是为了生存，说话是为了表达思想。至于为恨而咬人，为爱而接吻等，仅是个别现象，不足挂齿，所以免谈。

　　说起吃饭，人们无不感念邓小平，是他的改革开放政策，解决了人们的温饱问题，使之获得生存的基本保证。而且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一些权贵除了两条腿的人不吃，飞禽走兽皆已入馔，吃坏了自己的身体，吃伤了人民的心。这方面媒体正热议纷纷，故无需多述。在此我想议的是另外一个话题：说话。

　　象鸟儿自由歌唱，山鹰自由飞翔一样，说话自由是人与生俱来的天赋之权，也是人的所有权利之母。如果没有说话自由，其他一切权利只能是形同虚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享有言论自由，具体表现在文章发表权、批评建议权、抗辩申诉权、出版自由权等。这在宪法上是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没人看不懂。但是，你如果信以为真，畅所欲言地对国事发表一些独立见解，或者信口开河地对自己不满意的领导予以批评和调侃，那你随时可能巨祸临头，遭受牢狱之灾。

　　我这么说并非危言耸听。远的不说，就说新中国成立后的1957年，五六十万知识精英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鼓励下，积极建言献策。结果因“说话不当”，统统带上右派帽子，打入人间地狱，成为与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并列的贱民。特别是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因言治罪更是达到登峰造极。胡风说咳嗽一声都有人录音，谁敢说话？张志新的喉咙都被割断，怎么说话？文革刚过去几十年，一些案例说起来，至今让人毛骨悚然，咱不提也罢。

　　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长足发展，政治日渐清明。但相继出现的彭水诗案、稷山文案、孟洲书案和去年兰洲陈平福、重庆任建宇案等，提醒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因言治罪的恶行并没有销声匿迹，在一些山高皇帝远的地方依然大行其道。所以眼下我们还是要像猪一样，吃饱就行，千万别有思想，千万少说为佳，谨防出言不慎而祸起萧墙。举一个世人也许还没有淡忘的山西稷山文案为例。

　　说起来就让人满腹气愤。稷山县农机局长薛志敬等三干部，于2006年4月，根据县委书记李润山的一些腐败行为，整理了一份《众口责问李润山》的材料，用邮寄的方式举报给运城市委书记，市长和当地一些部门负责人共计37份。李润山获知后，指挥稷山县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和纪检委，从2500多字的举报材料中，找出46个字的“不实”之词作为诽谤的证据，将三干部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三年，并开除党籍，撤销职务。

　　更让人气愤的是，稷山文案一经曝光，便受到铺天盖地般地纷纷遣责。但山西省委和运城市委的有关领导，却对发生在自己眼皮底下的这桩拍案惊奇，不仅装聋作哑，置之不理，反而等舆论的风头一过，便将该案的始作俑者李润山异地做官，提拔重用为副厅级。如此咄咄怪事，把执政者起码的公平正义、礼义廉耻的面具撕成了碎片，传递给社会巨大的负面信息，将远远超过了执政者的想象力。好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已把稷山文案的是非曲直分得一清二楚，并把它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执政者已为此蒙羞，李润山的后人也将为此蒙羞。圈内人都知道，李润山没有儿子，当然不存在后人问题。不知李润山是否意识到，这是天理报应。对于心术不正，行为不端的人，得到报应是迟早的事情，区别在于第一种是报应自身，第二种是报应子孙，第三种报应是干脆让他断子绝孙，李润山就属于最后一种情况。

　　上述荒唐案例的出现，说起来也不足为奇。长期以来，专制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编造了一套套谎言，并巧饰成似是而非的理论，强迫民众只能歌颂不能批评，只能坚持不能质疑，只能接受不能挑战。久而久之，民众失去了自己的思想，变成了逆来顺受的奴隶。更有一些人变成了专制制度的卫道士或刽子手，他们一旦有机会找关系花巨款买来一顶乌纱帽，就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专横拔扈，唯我独尊，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近年来，这种情况已经大大好转，但由于权力还没有受到有效监督，所以合理的批评和建议往往容易因言获罪而依然充满了危险。

　　我国目前正处转型时期，在执政者面临异常复杂的局面下，放开言禁，让人民说话自由，可谓正当其时。以我之见，至少有三大好处：一是民间不满情绪得到宣泄，减少民众采取极端“维权”行为，增加社会稳定系数；二是民间智力得到激发和施展，拓宽执政者解决疑难问题的思路和视野；三是民众在说话自由的环境下，检举揭发官员腐败行为，指出社会丑恶现象，并及时反馈方针政策正、反两方面的影响，使执政者能够及时采取相应的对策。当然，一旦说话自由，难免有邪说或龌龊甚至无耻的下流，公民可以批判、抵制、抛弃。毕竟说话自由的好处远远大于言禁的好处，我们何乐而不为！

　　在美国，人们对批评甚至骂总统的事情乐此不疲。比如在2006年4月的一次白宫记者招待会上，主持人当面指着布什的鼻子冷潮热讽道：“总统先生，据说最好的政府是管得最少的政府，我们美国是不是帮助伊拉克建立了最好的政府。”见台下的布什脸窘得像猪腰子，他益发调侃：“现在报纸上说您的支持率才32%，别理那些老说您是瓶子半空着的人，其实，瓶子哪里是半空的？三分之二都是空的！”布会当时气得要死，却还得陪着笑。美国总统如此宽宏大度，源于有言论自由的宪法撑腰，惹不起。诚如托克维尔所言：“为了能享受出版自由提供的莫大好处，必须忍受它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痛苦。”

　　据网传，美国的布什总统，也知道了中国大陆的山西稷山文案，他对小小县委书记，居然动用专政工具，把三个批评自己的部下，以“诽谤罪”的名义送进牢房，羡慕地直流口水，深感望尘莫及。曾计划辞退总统职务，让全家族为他集资，准备到中国买个县委书记，享受一下权力无忌的官瘾。终因集资款额太少，又了解到山西贪官心比煤炭还黑，所以放弃了打算。由于未能如愿，布什总统非常遗憾。对这个传闻的真实性无人考证，但人们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因为中国官场眼下太腐败，太黑暗了。

　　我国古代也不全是言禁的历史。比如在唐朝，读书人说话的自由度也很大，可以随便批评时政，甚至骂皇帝。如公元684年，骆宾王写了声讨武则天的檄文，什么“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这话也真难听了点，不就是说武则天“作风不正”，是个狐狸精吗？但武则天只是“嬉笑”，还说应该请骆宾王来做官。白居易的《长恨歌》讽刺玄宗荒淫误国，《琵琶行》倾诉仕途的不平，唐玄宗毫不介意，还作诗纪念白居易：“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

　　诗人们如此放肆的批评，皇帝也没制造文字狱，把他们抓进大牢。诗人们相安无事，高枕无忧，该写诗的继续写诗，该喝酒的继续喝酒。在往事越千年，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稷山文案中的薛志敬等人，却没有唐代诗人那么幸运。虽然没骂皇帝，骂的仅是七品芝麻官，最终竟被入狱获刑。李润山的荒唐之举，使拥护共产党的好人变成他们的仇敌，使良民变成刑余之人，纯粹是给执政者抹黑，给和谐社会添乱。真不知道这个龟孙子的三块表，是带在手上还是带在脚上？是带在脖子上还是带在鸡巴上？真不知道其中还有一块表名字叫“最广大人民利益”。

　　一个人明明是武大郎身材，最忌惮说矮；明明头发少，最忌惮说秃；明明缺钱，最忌惮说穷；明明一事无成，最忌惮说无能；明明贪污受贿，最忌惮说腐败……。一个人如此，一个政党何尝不是如此？因为几句刺耳的批评言论，动辄是诽谤，动辄就抓捕，究其原因，还是自身毛病太多，底气不足。“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社会真相，政策得失，最有发言权的是各地网友、底层百姓，他们的言论对执政者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袁世凯时期，山西报纸《大国民日报》一次登文点名骂袁世凯和阎锡山。不久，袁世凯派人送信给阎锡山：“阿山，封了这家报馆！”阎锡山回信袁世凯：“这家报馆天天骂我，是我的镜子，使我自警，请大总统明鉴！”相比之下，如今一些李润山之类的官员，连阎锡山的一个脚趾头都不如，不能不使人感到悲哀。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关于“要容忍尖锐的批评”和“要把权力关进笼子”的观点，预示让人说话自由的宽松空间已经指日可待。我们衷心祈祷，总书记的观点不仅是一个美好的愿望，更应尽快成为人民看得见摸得着的活生生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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